代表委员：推行工资集体协商，建最低工资与物价联动机制，规范大中型国企高管薪酬
如何加快建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？怎样切实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？这类话题又一次成为“两会”会场里的关注焦点。代表委员们提出，推行工资集体协商，建立最低工资与物价联动机制，规范大中型国有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薪酬，让收入分配“阳光”普照每个角落，不仅能让市民共享发展成果，也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所在。
改变资方“一言堂”
劳资双方坐在一桌，商量工资标准、工资调整、福利待遇等问题。目前，本市正在推进这样的工资集体协商机制。
“建议尽快制定《上海市工资集体协商条例》，为劳资双方的平等协商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。”严爱科代表说，现行《劳动法》、《工会法》、《劳动合同法》已明确规定应建立工资集体协商机制，但这些法律表述都较为原则，可操作性不足，建议出台地方性条例，比如非公有制小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如何建立，区域性、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机制如何认定法律地位，协商内容、程序、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如何界定，工资谈判员的劳动权益如何保障等，加以详细规范。
一些人大代表曾在餐饮行业调研发现，该行业一线员工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，其中外来务工者比例占60%以上，且很少在一个企业工作2年以上，他们缺乏工资协商能力，难以在劳资对话平台上实现利益共赢。对此，施雷代表说，工会组织应充分发挥作用，帮助员工提升自身素质，建立维权意识，增强与资方谈判的能力，从根本上改变资方“一言堂”局面。
方荣委员提出，我国劳动法对工资支付规则、工资支付保障都作出规定，严禁企业无故拖欠工资、无理克扣工资、违反最低工资标准、缩小加班加点工资基数，对于这些法律规定，建议政府部门加强行政监察。
最低工资要与物价联动
去年，低收入群体普遍有这样的体会：最低工资标准上调至1120元，标准虽然提高了，但依然无法抵御物价上涨带来的压力。
对此，郑惠强代表提出，应建立和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相挂钩的联动机制，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、失业保险金标准等，并建立物价预警机制，避免调整“滞后性”影响低收入群体生活质量。
“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，应更加注重补上‘短板’。”在曹道云代表看来，只有稳步提高弱势群体收入，补上这块“短板”，才能加快调整收入分配的步伐。他建议，政府应加强政策研究，逐步提高基本养老金、最低生活保障等各类社会保障标准。
国企高管薪酬要透明
国企高管薪酬问题历来是国企改革中最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。
民进市委建议，国企高管的身份确定和选择机制应该实行“二元管理”。对于经营性国企，应明晰高管的现代职业经理人身份，实现国企高管选择机制“市场化”；对于少数非竞争性国企，政府主管部门不仅要保留对高管的选择权，更应完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，强化政府主管部门对国企高管的选拔与行政晋升激励。
为了防止当前国企初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，遏制国企高管薪酬的过快增长，民进市委还建议，政府主管部门应通过立法和监管，加快推进改制后国企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，进而依托独立的薪酬委员会，以企业内部权力制衡机制，实现国企高管薪酬增长的合理化。
“应建立高管薪酬披露机制。”一些代表、委员说，国企高管的薪酬标准制定后向社会公开，接受公众舆论监督，让国企初次收入分配增加“透明度”。(记者 栾吟之 张骏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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